与新古典主义工资理论相比，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有着非常明显的理论优势，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资的本质以及现实工资运动的规律。马克思成熟的工资理论是劳动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的有机结合。劳动价值论是理解资本主义工资本质的基础，工资在表面上体现为劳动的交易价格，但在本质上却反映了资本剥削劳动、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矛盾运动的真相。资本积累理论是理解资本主义工资运动的关键。伴随资本积累过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产生了持续存在的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规律调节资本主义工资的运动趋势。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中对再生产均衡条件以及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矛盾的论述表明，剩余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资本家的积累欲望，而工资水平则会通过作用于利润率而明显影响积累率，工资的运动趋势因此是能否实现宏观经济均衡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基于马克思的工资理论，马克思主义学者构建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工资决定模型，这一模型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工资运动趋势具备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工资理论;劳动力价值;资本积累;相对过剩人口;工资决定模型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工资决定是发生在劳动市场交换过程中的一个经济现象，均衡工资决定于劳动供给函数和劳动需求函数的形状和位置，实际工资围绕均衡工资上下波动：当实际工资高于均衡工资，对劳动的需求会因为劳动变得昂贵而下降，而劳动供给则会因为劳动收入正效用的提高而增加；反之，则会提高劳动需求、降低劳动供给，最终产生一个市场出清的均衡工资率和与之对应的充分就业水平。由此可见，新古典主义工资理论只是将工资视为劳动买卖过程中的交易价格，忽视了隐藏在劳动买卖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资本主义经济中工资运动的历史性本质规律也因此被掩盖。

  与新古典主义工资理论所不同的是，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于劳动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资的本质以及工资运动的规律，并最终形成了其独特的工资理论。这一工资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坚持制度的、历史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强调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理解资本主义工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支配性的社会关系。其中，资本家占据了生产资料，控制了生产的全部过程，并对最终产品拥有处置权，而劳动者只能出卖劳动力。资本家一旦购买了劳动力，就能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使用它，并确保工人能够生产出比它本身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剩余价值。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在形式上和观点上错误地表现为劳动的价格，并因此掩盖了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区别。第二，长期动态特征。劳动力市场并不能通过工资调整实现充分就业的稳态均衡，实际工资提高也不是导致失业率上升的原因。相反，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逐步的提升的趋势使得劳动力市场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决定了工资运动的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第三，非均衡特征。工资运动不仅仅涉及劳动力市场均衡怎么来实现这一微观层面问题，还与经济稳步的增长和宏观经济运行联系紧密。剩余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资本家的积累欲望，而工资水平则会通过作用于利润率明显影响积累率，工资的运动趋势因此是能否实现宏观经济均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马克思的工资理论，马克思主义学者构建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工资决定模型。这一工资理论和工资决定模型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工资运动趋势具备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在第二部分回顾马克思工资理论的提出与发展过程；在第三部分介绍马克思主义工资决定模型的构建，并据此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工资理论；最后利用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解释美国的工资运动趋势。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是劳动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的有机结合[1](p18）。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分析工资问题的基础，通过对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分，马克思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资的本质。“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2](p615）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工人出卖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以换取工资。因此，工资不是劳动价值或劳动价格的表现形式，而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资本积累理论则是理解资本主义工资运动规律的关键。伴随着资本积累过程，资本有机构成和生产率水准不断提高，因此“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2](p726），工资的变化受到相对过剩人口规模变化的调节。此外，马克思也提到了阶级斗争对工资的影响，“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3](p223），“资本家总想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低限度……而工人则在相反的方面不断地对抗”[4](p94-95）。

  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支配性的社会关系。其中，资本家占据了生产资料，控制了生产过程，并对最终产品拥有处置权，而劳动者只能出卖劳动力以获取工资。资本家一旦购买了劳动力，就能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使用它，即通过组织生产过程，确保工人在比生产等值工资所需时间更长的时间内从事劳动，从而能够生产出比它本身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剩余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2](p225）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在形式上和观点上错误地表现为劳动的价格，并因此掩盖了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区别。马克思强调，工资这种歪曲的表现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一形式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掩盖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不平等的阶级关系，并造成了工人和资本家间相互平等的法权观念和工人的自由幻觉，成为庸俗经济学的辩护遁词[2](p619）。

  可以通过方程式（1）和（2）更清晰地了解资本主义工资剥削的本质。等式（1）表示的是劳动力创造的新价值，等式（2）表示的是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其中， S为剩余价值量， a表示劳动强度， N为就业量， T为工作日总长度， λ为单位消费品价值， w为实际工资率， V为可变资本价值，也即支付给工人的总价值。可以发现，工人创造的总价值包含两个部分，其中只有 V= aλw NT的部分是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于“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2](p714），因此，资本家为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 S，就会尽可能地降低支付给工人的劳动力价值，而工人自身也会努力争取获得高于“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p201）的工资水平。因此，工资运动也反映了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矛盾运动的真相。

  根据劳动价值论，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被分割为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工人获得劳动力价值。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一方所获越多，另一方所获就越少。利润和工资分别作为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转化形式，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也呈现出相反的运动趋势。资本家和工人阶级都试图获得更多的新价值，而这取决于“斗争双方力量对比”。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的限制……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由资本与劳动的不断斗争确定的，资本家总想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在相反的方面不断地对抗。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4](p94-95）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是天然不对等的关系，资本总是处于主导的、统治的地位，雇佣劳动总是处于从属的、被统治的地位，这导致阶级斗争对提高工资的作用是有限的。工人阶级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为了维持现有的劳动价值”[5](p211），“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3](p223）。因此，在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工资和利润的对立运动中，工资运动必须服从于利润运动，工资的增长也必须不能损害一般利润率的增长，除非“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将工资变动归因于分工和采用机器范围的扩大，而这些均发生于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过程中。因此，“提高工资的主要条件是生产资本的增加和尽快增长”[6](p65）。资本的增加就是资本的积累和积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更详细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并分析了两种形式的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积累。第一种资本积累要求资本技术构成不变，第二种积累则要求采取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这种积累暗含着劳动生产率逐步的提升、资本生产率不断下降的技术进步特征。伴随着资本积累过程，实际工资表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

  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用于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当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时，随着追加资本的投入，对劳动力的需求会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当积累对劳动的需要开始超过通常的劳动供给时，劳动者的工资就会得到提高。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源于资本增长所引起的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短缺，而不是劳动力供给的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的减缓所引起的资本过剩，“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2](p715）。不过，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2](p714）。资本家阶级允许工资提高，只是因为它的提高并不会妨碍资本积累；而当工资增长开始侵蚀利润并导致积累被削弱，积累所需的劳动就会下降，工资就会重新下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

  在产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崛起之后，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逐渐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剩余价值不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入生产的全部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又成为一种扩大的生产规模以及随之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和基础。可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因此，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这两种经济因素由于这种互相推动的复合关系，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越来越小。”[2](p720-721）于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主要特征的技术进步使得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成为一般趋势，且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只是同积累的增进或社会财富的增长保持一致的步伐。它们的进展要快得多，因为简单的积累即总资本的绝对扩大，伴随有总资本的各个分子的集中，追加资本的技术变革，也伴随有原资本的技术变革”[2](p725）。结果就是，“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从而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最终，资本主义“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2](p726）。

  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了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使得大规模失业人口的存在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这对工资增长施加了显著的压力。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运动中，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对于工资增长的影响十分明显：当经济处于繁荣期时，资本对劳动的需求扩大，产业后备军规模缩小，工资因此得到更快增长；当经济处于萧条期时，产业后备军规模扩大，并限制工资增长的速度[7](p158）。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因此，决定工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2](p734)

  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通过再生产图式分析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均衡条件。根据扩大再生产图式，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为：第一部类原有的可变资本价值、追加的可变资本价值与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之和等于第二部类原有的和追加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这一均衡条件用等式表示就是：

  其中， Ci,t、 Vi,t、 Si,t( i=1,2）分别表示t期两部类各自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量，∆ Ci,t+1、∆ Vi,t+1( i=1,2）分别表示 t+1期两部类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即两部类追加的投资，假设两部类的剩余价值积累率一致，均为 α。

  其中， Sik,t( i=1,2）为两部类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将等式（4）和（5）进行整理，可以得到：

  假设社会总资本价值为 Ki,t( Ki,t= Ci,t+ Vi,t)，总资本的资本有机构成为 ki，有 ki= Ci,t/ Vi,t，剩余价值率即剥削率为 ei，有 ei= Si,t/ Vi,t。因为马克思在讨论再生产均衡问题时假设不存在技术进步，从而资本有机构成保持不变，即有：

  等式（6）和（7）表明，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均衡的实现，必须要求 t+1期追加的投资量等于 t期资本家剩余价值的积累量。当假设两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剥削率相同时，再生产均衡的实现条件就简化为：

  其中， g为总资本增长率1。均衡条件（8）表明，社会再生产均衡的实现要求资本家的意愿积累率必须达到相应水平，这一水平取决于社会的生产关系（通过e体现）。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存在任何自发机制保证积累率始终保持在[g (1+k)]/e这一水平上。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自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经常满足这种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会“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8](p557）。这种非均衡实际上反映了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关于这种矛盾，马克思写道：“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9](p272-273）因此，剩余价值的实现取决于三个因素：不同部门间的比例、社会消费力和资本家追求积累的欲望。其中，积累或新投资水平是决定性的因素[10](p7-14）。投资本身会通过某种乘数效应影响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就业量决定实际工资率，实际工资率又会通过对利润率的作用显著影响投资2。正如均衡条件（8）所表现的那样，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收入分配（通过e体现）会显著影响总资本增长率：当工人实际工资率提高时，剩余价值率下降，总资本增长率会因此下降。

  如果考虑技术进步因素，即伴随资本积累过程，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上升的趋势，于是有：

  考虑技术进步情形的均衡条件（9）表明，总资本增长率取决于技术进步率和剩余价值率。此时，实际工资率提高并不一定导致资本增长率下降，这取决于技术进步率变化率与剩余价值率变化率之间的相对变化率，而这又与工资和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显著相关：实际工资率上升带来工资份额上升，利润率下降，积累率随之下降，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同时，随着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不断释放出过剩的人口，导致产业后备军数量扩张，使得工资增长落后于技术进步率，利润率开始上升，并刺激积累。上述工资运动与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图1而被更好地理解。

  基于对马克思工资理论的深刻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马格林、弗利和米希尔、谢克等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并建立了一个工资决定模型3。为简单起见，假设在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只使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一种产品；只存在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资本家拥有资本，他们通过组织生产来获得利润，雇佣工人通过出售劳动力获得工资。不考虑政府行为，不存在折旧。基于这些假设，这一经济体存在两个会计恒等式：

  方程（10）是产品市场均衡方程式，即产品的货币价值等于消费和实际投资之和；方程（11）是收入恒等式，表示总收入是工资和利润之和。其中，Y为总产出，P为价格水平，c为人均消费量，L为就业总人数，K为资本存量，表示实际投资量，W为货币工资率，r为利润率。根据上述两个恒等式，可以得到资本存量增长率和实际工资率：

  其中， s为资本家的储蓄率， k( k= Y/K）为产出—资本比（又被称为资本生产率）， y( y= Y/L）为劳动生产率， r为利润率。根据实际工资率方程式（13），可以发现，当 r=0时，实际工资率达到理论上的最大值，即有 w= y；而由生存因素决定的最低限度的工资 wmin构成了实际工资率的下限。一般情况而言，工人实际获取的工资既不会等于其最大值（因为此时资本家无利润可言），也不会小于其最小值，而是会在( wmin, y)这个可行范围内，正如图2所示的 AB线范围。在此范围内，实际工资率的具体水平由劳动力市场状况决定。

  令 L为就业总人数， N为劳动力人数，根据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不管有没有技术进步，资本家的追加投资都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率就可以被表示为：

  其中， gY为产出增长率，gy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关于技术进步的特征，马克思在资本积累理论中指出，随着资本积累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这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就是资本价值的可变部分减少、不变部分增加。因此技术进步表现出节约劳动、以资本替代劳动的特征，即表现为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生产率下降的特征，此种特征的技术进步也被马克思主义学者称为马克思偏向型技术进步（Marx-biased technical change)[12][13]。为简单起见，假设技术进步外生给定，即假设k以不变的速率 χ( χ0)增长， y以不变的速率 γ( γ0)增长。

  在劳动供给方面，马克思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并认为资本主义劳动力供给的增加独立于人口的增长，且其增长速度快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这是由资本积累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方式向农业、手工业生产领域扩张，这导致农村劳动力、城市中小生产者和小食利者日益无产化，这些群体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产业后备军，并导致劳动力供给急剧扩张。因此，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的特征。这里假设劳动力供给以不变的增长速率 n增长，即有：

  资本积累过程使劳动力市场经历根本性变化，劳动力市场供给和劳动力需求增长率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均衡实际工资率。现实工资率则因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变化，即产业后备军规模的膨胀和收缩而增长和下降：当经济处于上升繁荣期时，积累对劳动力的需求快速上升，并超过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过剩人口减少，就业率上升，实际工资率因此上升；当经济处于萧条期时，积累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产业后备军规模增加，失业率上升，实际工资率随之下降。因此，正如古德温经济周期模型[14](p54-58）所强调的，实际工资率随着就业率的提高而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这可以通过实际工资菲利普斯曲线表示：

  其中，代表实际工资率增长率，e(e=L/N）为就业率。参数a、b为常数，其中参数b代表就业率增加对实际工资率的影响，它也可以被视为对工人议价能力的表述[12](p121）。当工人议价能力提高（b更大）时，就业率的提高将使实际工资更快增长。根据等式（16），可以得到工资份额ω的增长率表达式：

  根据劳动力需求增长率方程式（14）和劳动力供给增长率方程式（15），可以得到就业率增长率的表达式：

  方程式（17）和（18）一起，揭示了工人就业率和工人工资份额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运动模式：当经济处于上升繁荣期时，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带来工资份额的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会削弱资本家积累的欲望，资本积累率下降，并因此降低产出和减少就业岗位，而劳动力供给则因为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的“释放”不断扩大，导致产业后备军规模不断扩大，工资增长将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利润率因此得到提高，资本积累随之加速；这反过来又会逐渐提高就业率，并导致工资份额提高。因此，从本质上看，工资变动主要受资本积累的影响，而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利润率、工资和就业会如上所述周而复始地持续循环运动下去。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积累过程并非一个均衡平稳的过程，相反，资本积累本身就具有波动性。资本积累的波动性引起了经济增长过程的不稳定性波动，表现为经济围绕其长期均衡趋势在扩张和衰退之间循环交替波动。资本主义扩张或繁荣的周期性波动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是“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2](p729）。谈到工资变动时，马克思亦指出，工资的变动会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2](p734）。在这里，劳动力后备军的规模与工资份额之间的相互作用被马克思视为经济增长周期性的主要指标。

  从理论上讲，如果利润份额增加，资本家的投资欲望增加，资本积累增速，工业生产将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以适应资本积累的需求，企业也会通过提供更高的实际工资来吸引更多的工人。此时经济正处于扩张阶段，产业后备军规模收缩，更高的工资产生了更高的工资份额，利润份额随之减少。随着利润份额的减少，积累的速度将逐渐放慢，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随之下降，工人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以维持就业。此时经济将进入衰退阶段：产业后备军规模不断扩张，实际工资率增长率存在下行压力，工资份额开始下降。工资份额的下降使得利润份额开始增加，并为新的经济扩张提供基础。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上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可以通过工资—就业的动态方程式来描述，即方程组（17）和（18):

  为了更好地从数理模型上理解经济系统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我们可以通过求解上述动态方程组的均衡解以及系统的雅可比矩阵来考察经济系统的具体特征。首先，系统的稳态均衡满足 = =0，据此可以求出该系统的均衡解(ω*，e*)为：

  观察该雅可比矩阵可以得到： tr( J)=0, det( J)= bskω* e*0。因此，该经济系统是不稳定的，即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机制实现稳态均衡。

  我们可以通过数值模拟来论证上述模型所揭示的系统的不稳定性特征。为此，首先需要确定参数的值。本文给模型中的参数赋值如表1所示，拟合出经济系统中( ω，e)的动态轨迹，具体如图3、图4、图5所示。

  首先，根据各个参数的赋值，可以求出( ω*， e*)的具体均衡解，分别为： ω*≈0.67, e*≈0.91。工资份额和就业率的均衡值表明，当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时，整个社会并没有实现充分就业的状态，因此整个经济系统均衡状态的特征为非充分就业的均衡（即使这一均衡无法自发实现）。这是马克思工资理论与新古典主义工资理论的重要区别之一。在新古典主义工资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力量在自由竞争机制下会形成一种均衡，在这种均衡工资下，整个社会实现充分就业，与充分就业水平相对应的是既定生产技术下的产量。于是，当劳动力市场出现失业时，只要降低实际工资率就可以提高就业水平。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尽管承认了失业的存在，但他们仅仅将失业归咎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并反对鼓励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在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导致内生性失业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常态，并对工资增长性运动施加压力。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状态调节着工资变动，而不是工资变动引发就业量的变动。

  其次，根据图3、图4、图5不难发现，无论是工资份额还是就业率，它们的运动轨迹都是发散的，并围绕各自的均衡值上下波动，且无法通过自发调整机制向均衡值收敛（依据图5左侧的二维图，(ω，e)随着时间的变化从初始点(ω0,e0)越来越向外移动）。这表明，经济系统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如价格调节的方式实现长期均衡。因此，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具有波动性的特征，而不是稳态均衡增长的特征。

  不过，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并不会越来越偏离均衡，当工资和利润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并达到顶峰后，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通过危机消除短期资本积累的障碍，使已经破坏的均衡得到恢复5。此外，资本主义国家也会通过引入各种制度变革或政府介入的方式帮助缓解资本积累的矛盾。因此，正如资本主义国家近百年来的发展历史所表现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围绕其长期增长的趋势，表现出扩张和衰退的周期性波动特征。

  20世纪以来，美国工人阶级的年名义工资和年实际工资水平均表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如图6所示），美国各行业平均员工薪酬总额从1929年的514.08亿美元上升至2021年的102901.06亿美元，年平均增幅约6%，增长了近200倍；工人年名义工资从1929年的1457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91932美元，年均增长达4.6%，增长了62倍；工人年实际工资从1929年的15463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77322美元，年均增幅近1.8%，增长了4倍。

  注：价格水平p=GDP平减指数，名义工资=员工薪酬/全职雇佣工人人数，实际工资=名义工资/p。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网站6。

  不过，与实际工资率的增幅相比，20世纪以来，美国工人阶级的工资份额则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总体趋势（如图7所示），增长幅度相对比较小。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美国工人阶级的工资份额从1929年的49%增长至2021年的54%，年均增长率仅为0.1%,92年间增幅仅有10%，其中1970年的工资份额最高，为58%。

  注：工资份额=员工薪酬/GDP。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网站。

  首先来看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力失业的总体趋势（见表2），美国失业人口总数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增长趋势，失业率则呈现出波动增减的特征。按10年平均计算的失业量和失业率来看，美国失业人口总数呈现上升趋势，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每10年的平均失业量均在780万以上。根据世界银行公开的数据，美国的失业人数从1991年的876万增长至2021年的900万。平均失业率的动态变化则不像失业量变动那样明显，除了1930—1939这10年，其余年份基本保持在4.5%—7.5%。

  注：1930—1988年的失业量数据来源于高峰（1991)7，其中，1989年、1990年的失业量数据缺失。剩余年份中，劳动力总数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开的数据，失业量=失业率*劳动力总数。

  其次，通过分析近百年美国的失业率数据，可以发现美国劳动力市场在绝大多数年份都存在永久性失业，即劳动力市场并未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按照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数据（见图8），在1929—2021年间，美国的失业率在3个时间段达到高值，分别是1929—1939年经济大萧条期间、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阶段和2008年金融危机阶段，当危机过后，失业率普遍有下降的趋势。但是，从整体上看，美国年平均失业率低于4%的年份只有19个，且这19年中的多数年份处于战争时期，如1943—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51—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等，这些年份的就业多靠战争维持[15](p198）。年平均失业率高于5%的年份则有59个，也就是说，按照美国官方规定的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失业率8标准——4%左右的水平，美国绝大部分年份的劳动力市场都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即存在非自愿失业群体。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工资理论不同，马克思的工资理论首先强调要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理解工资。工资决定不仅仅涉及劳动力市场的微观均衡问题，更与宏观经济的均衡及波动密切相关。因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美国近百年来的工资运动趋势：

  第一，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促进了工人阶级实际工资率的增长，但并不会自动带来实际工资的增长。工人阶级实际工资的增长需要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社会机制和制度机制的紧密配合。正如图9所示，实际工资率增长率基本与生产率增长率保持同步增长，但是在1968—1973、1981—1984、2011—2013年间，实际工资率增长率却呈现出下降趋势。从数学上分析，根据第三部分式（17）工资份额的增长率表达式可知，实际工资的增长率不仅取决于失业率，还与资本家和工人阶级间的阶级力量对比正相关（正如式（17）中的参数b所反映出来的那样）。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力量与美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机制和制度机制紧密相关。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下，美国工人阶级在核心经济部门依靠集体谈判实现了工会的合法化，劳资之间也由激烈对抗转变为合作模式。在这一时期，集体谈判、最低工资立法等共同造就了工资收入追随生产率增长而增长的现象，且工人的阶级力量得到了很大提升[16](p35-46），并最终使得工人的工资份额在战后“黄金年代”（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呈现出上升趋势。

  第二，美国持续性失业的存在给实际工资增长施加了下行压力，具体表现为美国工人阶级的工资份额在总体上保持基本稳定。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伴随资本积累过程，1929—2021年间美国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29.3%（如图10所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降低了资本对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积累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绝对增长，并最终使得美国的失业人口总数呈现上升趋势。持续性失业的存在对实际工资率的增长施加了下行压力，使得实际工资率增长率很难超越生产率增长率，并最终导致美国工人阶级的工资份额长期保持基本稳定的趋势。

  注：生产率=实际GDP/全职雇佣工人人数。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网站。

  注：本文借鉴杨虎涛、冯鹏程（2019）计算资本有机构成的方法9计算出美国的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资本存量/员工薪酬。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网站。

  第三，美国工人阶级工资份额的变化通过对利润率的作用影响了美国经济增长。根据利润率公式 r= Π/K=( Π/Y)·( Y/K)=(1- ω)·( Y /K)可知，伴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Y / K呈现下降趋势，更高的工资份额会带来更低的利润率，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而当经济增长率下降时，工人的失业率水平会上升，更高的失业率反过来会降低工资份额，从而提高利润率和经济增长率，并降低失业率水平。正如图11所示，1929—2021年间，美国的名义GDP增速与工资份额水平呈现出相反的运动趋势。不过，尽管工资份额提高会通过侵蚀利润率而降低增长率，工人阶级实际工资率的提高却并不一定侵蚀利润率和妨碍经济增长，因为只有实际工资率增长率超过生产率增长率的时候，实际工资率的提高才会损害利润率。例如，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和工人的实际工资就出现了同时增长的现象[17](p99）。

  总的来看，在长期，美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和工人工资份额之间表现出不稳定的周期性波动趋势（如图12所示），它们两者的相互作用更反映了美国近百年来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在经济繁荣期，失业率下降，产业后备军规模缩小，实际工资率提高，并带来更高的工资份额，更高的工资份额导致更低的利润率，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经济逐渐进入衰退期，此时失业率提高。此外，美国的工资份额、利润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个持续存在的失业群体，也就是说，即使商品市场能够实现均衡，也是非充分就业的均衡。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美国近百年来工人阶级现实工资率偏离均衡工资水平，并呈现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劳动力市场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征。作为劳动供给者的工人对自身能力、忠诚和承诺的信息比雇主更多，雇主为了克服信息不完全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往往会选择支付给工人一种高于均衡工资水平的效率工资以实现利润最大化[18](p371-384）。而当现实工资高于均衡工资水平时，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失业。第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下降使得劳动力市场成为竞争不充分的市场。其中，工人阶级工会组织的日益强大、更高的失业救济、最低工资法、政府过多的管制等都是引发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下降的根本原因。与新古典主义工资理论不同，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涵盖以下三个要义：第一，指出了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马克思强调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理解资本主义工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处于天然不对等的地位。工资是资本家为雇佣工人生产剩余价值而支付给工人的报酬，资本家支付给工人较高的工资本质上是因为工资增长可以引致资本家更多的消费和投资支出，以实现更多的利润[19](p177-207），而不是因为工人拥有更多的信息。第二，根源于资本积累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技术变革，导致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决定了工资运动的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第三，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存在任何自发机制保证均衡工资和充分就业状态的实现；反之，工资份额、利润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了一个持续存在的产业后备军群体。

  图12:1929—2021年间美国工资份额—失业率数据所呈现的三维动态轨迹

  【智库动态】张平：中国宏观经济叙事的转变与展望(1978—2025)——历史演进、共识逻辑和政策机制